常成则认为这一法规的落实需要更多配套措施，例如政府应设立环境保护基金，将环境公益诉讼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尽早将其修正，已是当务之急。用常指代动物的代词它来代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一种尊敬的称谓，是一种错误的用法，会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应尽早摒弃。

[2]《新华词典》商务印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0页。如果，让它继续在宪法上酣睡，对人民群众坚守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影响就可见一斑了。它字语焉不详，令人不解它究竟是谁？1982年宪法第62条将其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宪法大纲》原稿中有多处文字谬误甚至语病。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公文往来、公务人员口头交谈，也极鲜见用它来代称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国家机关。

其二，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宪法大纲》的制定者忙乱中误用它。当时，环境险恶，时间又短，《宪法大纲》的制定者一手拿枪与敌人战斗，一手拿笔草拟文件。一位基层政府的领导对笔者说，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基层政府完成每年财政以50%的速度递增的任务。

虽然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国家赔偿金由财政统一支出，各省也有统一的国家赔偿基金，照理说，国家赔偿金的支付应该并不存在问题。暑期，笔者也曾听一个后发达地区的干部讲了购买外资的事：为完成每年度引进外资的任务，基层政府在香港注册公司，将自己的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外资，而被引进到本地。在发展经济的大形势下，招商引资的做法本无可厚非，况且，这也的确是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的法宝。然而，政绩考核说到底是人们对政府的评价，而不是政府本身的事务。

从这位基层官员的谈话，笔者能够感受到这一做法已成为普遍的做法。但在实践中，在许多地方国家赔偿基金并没有被花出去，其原因并非没有国家赔偿案件，而是由于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没有运用这笔基金，运用了自己的钱进行赔偿。

在笔者的介绍下，在广州的发展也算是不错的。现如今，在后发展地区，由于农业税的改革，财政收入本身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进入专题： 政绩考核 。显然，招商引资已成为后发展地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也成为悬在这些地区基层干部头上的利剑。

有些事，如鲠在喉，放在心内堵得慌，早想讲出来。能够招到商，引到资的就是能力强的官员。有人说，上级政府将目标细分由各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完成，这是政府管理必然工作的方法。比如购买财政：基层政府通过借高利贷来完成财政增长的任务。

这对于后发达地区来讲，显然无异于天方夜谭了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人权保障的动力在于民意的制度性表达形成的政治压力。

在英国，既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以供违宪审查之用，古老的《权利法案》也没有对社会权做出宣告，是选举权和表达自由促使政治过程有所作为，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民获得诸如改善劳动条件等内容的社会经济权利的途径。在许多情况下，侵权并非源于官员存心为恶，一心为民的官员同样容易产生侵权风险。

以1989年的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的比例，判决焚烧国旗的行为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司法对公民抗议政府之表达自由的保护，此案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就我国人权侵害的原因而言，并非因为缺少违宪审查制度。作为民主制度中公共审议的一部分，违宪审查的作用是划定权利的细致边界，而非防治赤裸裸人权侵害。郑永年先生——一位通常被视为左派的著名学者，也曾扼腕感叹：中央政府有大量的钱，但是花不出去或者不想花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在这些国家，公民诉求通过政治渠道得以表达，成为以立法和政治审议来改善权利状况的有效方式。对于我国的那些极端侵权行为，即无需一个煞有介事的违宪审查机构来宣告违宪，也根本无须用精微的宪法解释技术加以矫正，收容遣送、强制拆迁、刑讯逼供对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侵害，激起的不是严肃的理论思考，而是对滥用公共权力的义愤填膺。

在人权保障的核心地带，法官们根本不存在分歧。我国宪法中的选举制度和表达自由，不仅仅是受保护的个人利益，它们也应是政治性和手段性的，它们是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而不是对利益的分配结果，它们是公众参与立法和决策的程序性安排，而不是可以任加取舍的对象。

没有民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从消极意义上说，如果官员感受到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它就怯于制造赤裸裸的人权事件。

在这类案例中，司法审查的功能只是在划定宪法权利的政策性边界，它体现了法官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与自由之分，而不是人权派与反人权派之分，其对宪法权利条款的究根问底，是表达自由的外延与边界渐趋拓展的标志，而不是在同明目张胆的人权侵害作战。因此，理查德?贝勒梅说：不是宪法权利将政治体制正当化了，相反，是政治过程的宪法安排为接受权利体系提供了保证。

然而，在理论界乐观其成、欢欣鼓舞的热闹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对现代宪政理论的深刻误解。即使一些对西方制度持保留态度的国情论者，也加入了为之摇旗呐喊的行列。看看那些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美国案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罗伊诉韦德案、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等，如果说它们的判决是在保障人权的话，那么试想，如果法院做出相反的判决，就是在侵害人权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法国还是德国——它们代表着不同的违宪审查类型，杜绝赤裸裸的侵权事件从来都不是靠违宪审查，而是依赖一个有效运转的代议制政府、公民政治参与和表达自由。

侵权源于制度性监控机会不足对公共权力产生的反向激励。从积极意义上说，作为信息反馈机制的宪法权利，会增加政府回应民意的制度性机会。

就社会保障而言，西方国家的政党追逐选票的动机不失时机地促使它们增加对社会保险、保障和福利的财政投入。当然，这与当时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倾向有关。

但也是在这个案件中，马歇尔恰恰是以牺牲马伯里担任治安法官的权利来确认违宪审查权的。它们不是政府的对立物，而是政府体制本身。

不难想象，赤裸裸的侵权在一个政治过程正常运转的国家，既不太可能发生，发生后也容易由基层政治部门或公众舆论予以校正，而根本不会进入违宪审查的视野。第二个背景，是现代法治思想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驯化公共权力，即使有违宪审查，在面对层出不穷的人权案件时又何堪重负？ 作者简介：作者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新产经》（北京）2012年第8期 进入专题： 违宪审查 合宪性审查 。天赋人权、认真对待权利、为权利而斗争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它们印证着法治国家的历史成就，似乎具备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而违宪审查，堪称此类观念的制度安排。

同样，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人权进步，也应归因于国家政治活力的增强对政府的督促效果，它们来源于媒体的开放、互联网的普及、上访压力、群体性事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舆论等。这一逻辑关联着两个背景：一是我国近年来严重侵权事件大量发生。

只有政治过程的有效运转，才能迫使日常的立法和政府决策回应人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诸多紧迫需要。西方用违宪审查解决边缘性争议，我国学者却无不是想让它回应那些明目张胆的侵权事件。

在中国，违宪审查既不是解决民生问题和保障人性尊严的有效途径，也无助于疏通政治过程，相反，它的目的恰恰是要绕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民表达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在当下的中国法学界，谈论违宪审查比呼吁政治民主更契合法治话语而显得政治正确，它推进了权利启蒙，却也忽视了政治动力，它提升了宪法的地位，却也回避了民主过程，它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却也容忍了问题的产生。